张亚中：西方民主在封闭的政治市场内有效
邱震海：以您的研判，未来中国要寻找一种可持续的一种框架，不要等到100年后，我们从现在讨论这个问题的话，这个框架应该是什么？我们能不能把它划出一个轮廓？赵楚：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刚才我们提到整个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有一种越来越激进化的倾向，这是的确存在的，我也同意，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能够笼而统之的把比如说从戊戌变法到辛亥，把它一概称之为不断更加激进的一个过程，因为实际上我们以辛亥为例，我觉得辛亥本身所建立的这种共和制度，接触2000年的专制，它实际上是从制度和社会上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确立了一些根本性的政治原则，这种原则跟过去最大的不同就是民权，因为你刚才一再说，我们未来的探索到底要回到哪里去，1978年在经济上做了一些变动。刚才张先生提出了台湾社会所取得的一些转型成果，这些成果的最根本标志要包括限制权力，都是根据民权，因为现代社会的转型，现代意识的转型，现代制度确立，都是以民权为基础的，所以民权，所谓不能够彰显，市民社会也好，我们所指望的这种顺利的转型也好，所以改良也好，都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些都是需要有前提，这些前提跟辛亥是非常相似的，就需要对根本的原则、信念，基本的体制、机制制度做根本的变化。邱震海：我们听一下我们的战略观察员。陈少波（战略观察员）：还有一个大家可能忽视的一个地方，这个变局里面，第一，过去150年之前，我们遇到的是西方社会对我们的挑战，对我们的压迫，但今天我们看到西方社会也遇到很多问题，以美元为体系的世界经济体系正在松动，同时中国的国力经过150年的发展、折腾之后到今天，国力在上升，这种上升当然也存在着一种胶着，但是跟过去150年且战且走，没有条件，也没有更多外部允许你去做国家建构，但今年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从容一点，从事国家的建构工作，其实这时候我们这个讨论才真正有意义，而过去我们更多的是刺激、应对，而到了今天这时候应该去构建法制体系，构建我们的公民社会。邱震海：如果说是您刚才提到公民社会法制体系，如果说现在我们有从容的闲钱或者充足的精力和环境，来建构我们现代国家体系，这个现代国家体系应该包括一些什么？陈少波：第一，西方一些比较友善的价值观，我们应该好东西拿过来，不要把它仅仅作为一种制度的东西，其实某种程度广义的话，它也是一种工具。第二，我们传统中一些优秀的价值。第三，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讲到从容的话，可以从中构建一些超越性的东西。邱震海：一方面是拿来，一方面是超越。张亚中：对，我觉得当然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百年来，好比说，我们拿来什么，像西方一些好的，对人与人基本的尊重，它民主自由的体制，我想这是我们要坚持的，但是西方也有问题，因为西方它所有的现代化基础是建立在个人主义跟法制这个做基础的，所以你看个人主义它发展到最后是跟资本主义是整个连接的，西方的现代化它都有一个框架，叫做封闭的政治市场，在这个封闭的政治市场里面，它是可以讲民主的，但是超越这个封闭政治市场以后，对不起，那就是强权，那就是霸权。所以换言之，可是我们中国的文化里面有比较不错的东西，比如中国的东西，它有一些社群主义的东西，它有一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东西，它有一些关照整个社会的东西，这是西方整个现代化过程当中它不去考虑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说一个好的现代化，它一定是兼顾西方好的东西，中国传统好的东西，以及当前我们国情所需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