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猪儿”对分配问题的“叫声”
叫声一：我是“弄猪儿”
说实话，“弄猪儿”是个什么东西我都没有见过，但我却认可我是个“弄猪儿”！原因无外乎小时候，我的叔叔爱把我叫“弄猪儿”。不仅是叔叔爱叫我“弄猪儿”，长辈们都说我长得像“弄猪儿”。说我那肚儿圆鼓鼓的像“弄猪儿”。还有就是夏天，打个光胴胴玩，搞得脏不溜秋，更像“弄猪儿”。这让我大概知道为什么叫我“弄猪儿”了。虽然没有见过“弄猪儿”，但“猪儿”那就见了很多，在夏天的时候，只要哪里湿润，就对哪儿感兴趣，管它脏不脏，马上侧身躺下，去感受那儿的凉快，即或是有屎有尿的地方，也奋不顾身倒下去，搞得一身脏兮兮的。他们说我肚儿圆鼓鼓的，但我见过的猪儿肚子却都是扁长扁长的。所以，我想，弄猪儿与我见过的猪儿最大的区别就是肚儿不同。弄猪儿的肚儿比我见过的猪儿要圆些罢了。既然弄猪儿是猪儿，我想，除了形体上的区别，它终究具有猪儿的共性：贪吃贪睡，笨头笨脑。不是经常听到有大人骂小孩：“你只晓得吃，晓得睡，像条猪！”老师训学生：“这么简单的题都错了，笨得像条猪！”领导怨下级：“上班时间都忘了，你这头蠢猪！”当然，弄猪儿跟猪儿比较，肯定也有不同，除了名字多一个弄字外，就是很少有人见过，我甚至一次也没见过。估计是野生的，后来由于环境恶化，也许绝种了。现在连“弄猪儿”这个名词也没有听到有人说起了，包括我的叔叔也不再叫我“弄猪儿”了。我也蛮认为自己是一头“弄猪儿”。因为我小时候身体不大好，又经常食不果腹，个子比同龄人要小，唯独肚儿要比同龄人要大。那个时候不像现在，肚儿大是因为吃得太多太好，而是所谓的“气肚儿”，或许是一种病态。跟同伴玩儿，因为动作要么慢一拍，力气要么小一点，吃亏的总是我。
后来上学后，读书也不大用功，80年高考名落孙山，混了一个四川省达县地区财贸学校的中专文凭，参加工作后满以为端上了铁饭碗，不久铁饭碗却破碎了。
快到知天命，而今在重庆游荡，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
我这个其貌不扬，肚儿有点大，动作迟缓，笨头笨脑，从不顾及形象，在适者生存的大环境下，我是穷人中的穷人，被社会淘汰出局，与“弄猪儿”何其相像！“弄猪儿”般的外貌，“弄猪儿”般的大脑，“弄猪儿”般的境遇，上帝偏偏又把我投放人间，与人共舞，对人间的事情也就爱做“弄猪儿”般的思考，发出“弄猪儿”般的声音。当下，人间对分配问题吵吵嚷嚷，我也凑凑热闹，发出“弄猪儿”对分配问题的“叫声”，期望有人听到。
“叫声”二：分配合理与否的衡量标准不是基尼系数，而是多少富人把穷人当人看，多少穷人把富人当好人看。如果60%以上的富人把穷人当人看，60%以上的穷人把富人当好人看，分配就合理，否则就不合理。
其实，穷富不均是常态，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况且当今中国幅源辽阔达960万平方公里，人口13亿多，既有北上广，也有陕甘宁。拿所谓国际公认的基尼系数来说当今中国的贫富问题，意义实在不大。管它是0·3亦或0·4或者0·5.。问题是许多富人家的狗吃精粮、住好房，消费比穷人的收入多，更有一些富人为富不仁，炫富欺穷，不把穷人当人看，视人不如狗。而穷人呢，看到的是假冒伪劣起家，贪脏枉法发家，富而三妻四妾、薄德寡义。富人邪气，穷人憋气，社会火气，分配哪来合理？如果多数富人像袁隆平那样发财，像陈光标那样散财，厚德载财。富人牛气，穷人服气，社会和气，分配自然合理！
“叫声”三：经济学家给分配问题的处方多是隔靴搔痒，甚至南辕北辙。比如处方1：征收个人收入调节税，调高税基，扩大中产阶层。中国收入分配主要不是所谓的中产大小的问题，而是低收入者收入太少的问题。现在农村人口的贫困线是年收入2300元，而个人收入征税起点在月收入3500元，年收入42000元，以此计算纳税者的起点收入就是贫困线的18倍。况且真正的高收入者薪水占实际收入的比例是很少的，税务机关根本掌握不了准确的收入信息，个税调节起不了多少作用。
处方2：打破国企垄断，降低国企薪资水平。一说起国企，很多人恨不得把它大缷八块，都变成私营企业。是的，照此方法，国有企业的工作人员将大幅裁员，留下来的员工根据市场工资标准也将大幅降低，但又增加了几百万市场化的低收入者和再就业者，产生新的几个亿万富豪，更大的可能不是产生新的亿万富豪，而是现有的富豪再肥上加膘。殊不知，单从收入差距来讲，，私营企业的不断扩张，或者叫不断壮大，收入大头被资本所有者占有是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
处方3：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这一处方表面上有点管用，实际上效果也非常有限。因为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企业绝大部分是小微企业，或者个体户，在其就业者绝大部分是劳动技能弱势者，老板与员工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真要执行最低工资标准，实施成本不知有多高。不过，政府制定最低工资标准，客观上对接近最低工资标准的企业，为老板和员工双方就提高工资问题可以提供参考依据。
处方4：提高劳动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这一处方也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现在就业主体在私营企业，私营企业的工资标准政府难以干预，容易操作的是提高国有企业、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工资，而国有企业、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工资偏高是广为诟病的话题之一。从经济发展史来看，劳动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逐渐下降是必然趋势。因为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国民除了取得劳动工资外，非劳动收入比重不断提高是必然趋势。
处方5：让三次分配即慈善事业来解决收入差距。这种靠富人良心发现的办法不能说毫无意义，但可以说效果同样有限。因为慈善是富人的个人行为，全靠富人的道德自觉，并且富人的慈善行为往往还有特定的慈善目标，如贫困学生、重病儿童、孤寡老人等，量小面窄。从社会和政府角度来看，没有可操作的调节机制保证富人都行慈善。所以这一处方是说起来好听，做起来好看，而效果有限。
处方6：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这一处方好像是最没有异议的妙招，其实，稍加分析也是一着臭棋。因为其一，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当今中国收入差距最大的两个群体是几乎没有退休收入的“退休”农民（每月大约几十元，四川达州是每月55元）与领有退休工资的人员之间，他们之间的差距比例一般在30倍以上。而实行需要个人缴费的养老办法根本解决不了没有退休收入的农民问题。其二，城市灵活就业人员和大量农民工根本就难以实行个人缴费账户的养老和医疗保险办法。理由很简单，要么收入低，缴不起；要么流动大，不方便；要么老板抠，无奈何。保障来，保障去，最终保障的是收入比较高、比较稳定的社会群体。其三，也是最根本的原因，实行缴费养老这个办法是荒谬至极的错误办法。因为人们缴的是现金，是钞票，是银行发行的纸币，甚至是账户上的数字，而不是生活需要的实物，不是大米，不是蔬菜，不是衣服，不是药品。现金可以储蓄，可以获取利息，可以增值。实物则难以储蓄，像大米、蔬菜、衣服、药品之类的消费品“储蓄”只能贬值，甚至报废。生活消费品一般都有它的自然寿命，在自然寿命期内必须销售出去，否则，像蔬菜烂在田头，牛奶倒进河里，药品被销毁就不可避免。甚至还不到它的自然寿命期，它的经济寿命期到了，就得低价出清。当然，实物“储蓄”极小的可能变成文物，从交换价值的角度可能升值，但文物的使用价值就不是消费品了。实行个人缴费的养老保障办法只是减少当期市场的货币流通量，影响的是当期市场的商品交易价格，并不能解决所谓社会保障问题。个人现金储蓄对储蓄者本人一般情况下是有保障价值的，但全社会现金储蓄就没有保障价值，社会保障最终还是要靠当期的实物经济。假设连续三年发生特大旱灾，全国农业生产颗粒无收，社会保障基金账户钱再多，能养老吗？这么浅显的道理，是经济学家不懂呢，还是装傻。
事实上，社会保障基金的实际作用是政府解决当期社会保障支出的资金来源问题，是解决“现在”、“而今”、“眼目下”退休老人们的生计问题，“未来”老人们的生计问题“未来”再说吧！
“叫声”四：解决分配问题的第一招：让国有企业真正成为全国人民的企业，国有金融业如国有的银行、保险及证券业等真正成为全国人民的金融业，把国有资产真正落实为全国人民的资产。在当前，全国人民每人每年领取1500元国有资产收益，即可解决全国农村大部分的贫困问题。
不少人认为国有企业产权不清或产权虚置，效率低下，应该私有化。这里我不想对企业的产权理论去作探讨，因为本文谈的是分配问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国有企业产权不存在不清或虚置的问题。
首先，国有企业产权属于全国人民，全国人民人人有份，清清楚楚，大家对国有企业的各种意见、争论本身就说明了大家是它的主人，也就是它的股东，不存在不清楚的问题。其次，国有企业产权也没有被虚置。只不过它被落实到了全国人民的总代理人－—-政府手里。因为政府在对它的经营业绩进行考核，经营行为进行监督，任用与解除它的经营者。
真正的问题是作为经营性质的国有企业的经营收益——利润没有让全国人民共享，如果让全国人民均等享有国有企业的经营收益，国有企业的产权也就公平地落实到了全国人民手里。
同样道理，国有金融业的经营收益－－利润也应该让全国人民均等享有，把国有金融业的产权公平地落实到全国人民手里。
还有，根据《宪法》第九条规定规定的国有资产：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除外。第十条规定：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
据此，因自然资源和城市土地所产生的收益也应该让全国人民均等享有。具体说来，就是国家对自然资源征收的资源税和城市土地产生的增值收益这两大块。当然，这两大块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不是企业经营产生的，而是政府“经营”产生的，并且是由不同级别的政府“经营”产生的，甚至是中央政府与与地方各级政府共同“经营”产生的。本质是自然资源财产收益。所以，对这两大块的分配应该由中央政府与地方各级政府按照一定比例分配，中央政府所得全国人民均等分配，地方政府所得由其辖区居民均等分配。
现在，不少人反对政府“经营”城市土地，以及国有企业对重要的自然资源垄断经营权。本质上是否定我国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弄猪儿”认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最重要特征就是自然资源的公有制，重要的自然资源经营当然应该由国有企业甚至政府经营，问题的关键是经营收益应该由它的全体所有者均等享有，而不能由代理人随意处置，甚至由代理人攫为己有。
如果把国有企业、国有金融业、国有自然资源的财产真正落实到全国人民手里，让其收益均等分配，基本上就可以消除全国农村的贫困现象。现在假定：
1，国有企业和金融业的利润按照40%分红，60%留着企业发展基金。以2011年国有企业利润15000亿、国有银行、保险及证券利润10000亿，合计25000亿，全国人民可以分红10000亿，平均每人750元；2，城市土地收益据说有20000多亿；加上资源税，估计应该不低于25000亿，如果80%直接分红，20%留着今后以丰补歉，全国人民可以分红20000亿。这20000亿资源财产收益由中央政府分配10000亿给全国人民，平均750元；由地方城市政府10000亿分配给城市居民，城市居民人口大约占全国总人口的一半，每人可分红1500元，加上中央政府分红750元，城市人口可分红2250元。这样，全国农村居民年可分红国有资产收益1500元，城市居民年可分红3000元。农村居民再加上劳动收入达到2300元就不是太大的困难，基本消除农村贫困现象乃是顺理成章之事。
“叫声”五：解决分配问题第二招：大力发展公有制企业，积极扶持小微企业，坚持公私两个轮子一起转。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分配问题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如何实现共同富裕，解决分配差距越来越大与共同富裕之间这对矛盾？一些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给出的思路是提低限高。“弄猪儿”认为，收入差距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历史现象，共同富裕是我们追求的道德理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乃至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收入分配差距从绝对值来讲，都有可能扩大的趋势，但差距比例应当逐渐缩小。如何才能实现共同富裕呢？我们不能仅仅从数字大小上打主意，最根本的办法是找到产生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经济体制和宏观政策方面的原因，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制定公平合理的相关政策，才能既把蛋糕做大，又把蛋糕分好。要找到问题的答案最好是从实际的经济事实中去探求，而不是抽象思辩，坐而论道。
从经济体制来讲，两极分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原因在于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在市场中追求垄断地位，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事实上，收入分配差距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而不断扩大，蛋糕是越来越大，分配矛盾也越来越大。但有几个现象值得我们好好思考。
像华西村和南街村实现了共同富裕。华西村和南街村之所以实现了共同富裕，根本原因在于村办集体企业的分红福利是村民收入的主要来源。
国企员工与民企员工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国企员工收入远远高于民企，这也是国企效益不及民企效益的重要原因之一。之所以会产生这种现象，是因为国企老总对员工的待遇是能高则高，以获得员工的赞誉；民企老板对员工的待遇则是能低则低，以增加自己的利润。因此，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发展公有制经济，让公有制企业赚取的利润给它的主人分红，并且直接分配到主人的手里，而不是分红给主人的代理人——政府，甚至不予分红，还要让国企的员工待遇与主人的分红挂钩。随着经济不断发展，不仅国有企业不断发展壮大，各级政府还要发展自己的公有制企业，或者经营地方的公有资产，并将经营收益向其辖区居民直接分红。绝不能搞国企私有化，私有化的结果是丧失国民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更不能搞国有资产划作社保基金，这会导致更加的不公平，因为现行的社会保障体系只是对少部分有能力、有机会参加社会保障的人群实现了保障，把国有资产划着社会保障基金只是对少数人的锦上添花。况且，一旦划掉，就没有了，杀鸡取卵，不可持续。
又如，大家普遍关注的房价问题。其实，中国老百姓自有住房率高达90%，远高于美英发达国家。主要原因就是中国的土地实行了公有制。农村土地公有制实现了农民100%拥有住房，城市居民因为土地公有制获益实现了80%拥有自有住房。高房价是经济畸形发展的怪胎，“弄猪儿”这里不论房价问题，只是说明土地公有制让中国老百姓实现了世界上少有的高住房自有率。重庆的公租房建设规模和速度靠国有资本的投入在全国领先，民有资本因为公租房利润微薄而不愿投入，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政府手中必须要掌握一定的公有资本才具有高效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经济基础。从这些现象观察，完全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必须巩固壮大公有制经济，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共同富裕。当前，富裕群体主要还是民企老板，并且还有许多经济领域适宜个体或民企经营，所以应当鼓励老百姓勇于创业，积极扶持小微企业，让小微企业成长壮大。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仅要发展公有制，私有制经济也要大力发展，坚持两个轮子一起转，才能既把蛋糕做大，又把蛋糕分好。“叫声”六：解决分配问题第三招：实施国民自由迁徙制度。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主要表现就是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城乡收入比达3.2;1，城市居民收入上海与青海的差距达2.6:1。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外，在制度层面就是我国的户籍管理制度不合理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本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公民，应该享有选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适宜地区谋生及定居的权利。但现行的户籍管理严格限制人口流动，特别是一些大城市为了控制人口规模，制定苛刻的入籍政策，阻碍人口的合理流动。理由主要有资源不足论和贫民窟论，其实，稍加分析，两论均不成立：
1，资源不足论。资源不足的第一条理由是城市的土地资源不足以容纳大量的流动人口入籍。事实上，从人均占有土地资源来看，大城市比小城市要少，小城市比农村要少，通过城乡土地置换完全可以解决城市发展的土地需求，而且农村居民人均土地还会增加。资源不足的第二条理由是城市公共服务资源不足。公共服务资源资源主要包括教育、医疗、交通、基本生活保障四大块。其中，教育、医疗、交通三大块的制约因素有：土地、人才、资金。土地通过置换不是问题，人才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苛刻的入籍政策，把城市居民需要的大量初中级人才拒之门外，如果降低入籍门槛，人才流动就可以解决城市发展的人才需求问题。问题最关键的是资金问题，突出表现在城市政府财力不足。弄猪儿认为，苛刻的入籍政策本身影响了城市经济发展活力，影响了城市政府财力。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知道，政府财力指的就是财政收入，而财政收入来源主要来自税收。税收又是从何而来呢？税收是在经济交易活动中产生的，经济活动包括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个环节。税收就是从生产、交换、消费三个环节中产生的。城市流动人口中，只有极少数是靠乞讨和偷窃等非法手段为生，绝大多数来到城市是因为城市的就业机会比农村多，大城市的就业机会比小城市的多。他们来到城市是通过工作获取经济收入。参与在生产、交换、消费三个环节的经济活动。他们获取的收入一般来说，要么用于工作所在地消费或投资，要么用于故乡所在地消费或投资。苛刻的入籍政策迫使流动人口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挤出城市，流向故乡。严重影响了城市经济规模，减少了城市财政收入税基。同时，故乡的经济环境一般又比工作地经济环境要差，消费和投资的效益远比不上谋生地，所以从总体上来讲，苛刻的城市入籍政策阻碍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并且，苛刻的入籍政策所导致的人户分离正是产生公共服务资源不足的重要原因。比如，每年“春运”运力特别紧张的直接原因就是人户分离。基本生活保障也不是问题，因为外来人口绝大多数不是来领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寄生族，他们是靠工作来维持生活并不断改善生活的辛勤劳动者。
综上所述，资源不足论是一个伪命题。
2,贫民窟论。如果对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入籍严格控制，众多穷人蜂拥而入，形成所谓的贫民窟，那会城将不城，不得了！从现象上看，产生贫民窟问题的原因是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而形成，为了避免产生贫民窟，就应该严格控制外来人口入籍。其实，在中国，产生贫民窟的可能性很小，原因在于我国农村实行土地资源公有制——集体所有制，农民入籍城市，放弃农村的那份土地，最起码是他在城市的生存能力能够在城市长期立足，他才会迁移入城。否则，他自己就会像候鸟一样，该在城市生活就在城市生活，该回农村生活就回农村生活。事实上，已经就有大学生甚至研究生放弃城市寻梦，回村脚踏实地。如果城市随着经济发展占用农村土地，只要补偿标准合理，也不会产生贫民窟。事实上，也没有因为城市扩张占地而产生贫民窟。“弄猪儿”认为，只要把流动人口的收入必须达到城市平均水准之上作为入籍条件，就不会出现盲目进城，产生贫民窟的问题。
城市规模究竟容纳多少人口，应由经济发展状况决定，城市政府应该在提供公共服务品上想办法，出实招。把在城市谋生存，求发展，为城市繁荣出力流汗的外来人口当作城市原居民一样对待，实施国民自由迁徙制度完全可行。
“叫声”七：解决分配问题第四招：实行“权利叠加分配”理论。彰显分配的合理性、公平性、科学性，在中国实现消除贫困现象的目标。什么是权利叠加分配理论呢？权利叠加分配理是“弄猪儿”提出的国民收入分配理论。其基本内涵是：（一）国民之所以能够参与社会财富分配，是因为国民有权利分配社会财富。除了自然资源类财富，财富是劳动者对劳动资源施加劳动而产生的能够满足人的需要的劳动成果，是劳动的结晶。但分配财富却是依据参与分配者享有的权利来进行分配。从整个人类发展史来看，都是如此。在原始部落社会，劳动者捕获一只野兽，让部落成员平均分配。否则，老弱病残成员就不能生存，整个部落就难以存续下去。分配的主要依据就是人的生存权利。在奴隶社会，奴隶主具有绝对的分配权。奴隶之所以能够得到生活资料，是因为只有奴隶活着才能源源不断为奴隶主继续创造财富。分配的依据是奴隶的生存权利和奴隶主对奴隶支配控制产生的“剥削压迫权利”。在封建社会，地主分配的依据是土地所有权产生的地租，佃农分配的依据是自己劳动力的使用——劳动权利，国家机器依据的是对国民的统治权产生的国家权利。在特殊情况下（如遇特大自然灾害），国家会对国民实施救助，国民获得分配的依据是人的生存权利。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分配的依据是生产资料所有权和对工人的监督攫取剩余价值，工人分配的依据是自己劳动力的使用——劳动权利，国家机器依据的是对国民的统治权产生的国家权利，资本所有者依据生产要素的所有权获得租金、利息或股息等孽生财富的资本权利，国家对国民在失业、退休等情况实施社会保障，依据的是人的生存权和休息权。在社会主义社会呢，由于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国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因此，国民在财富分配方面理应是主人的各种权利。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资料的公有化程度不高，国民的现实权利受到生产力不高的现实制约，所以，分配问题要解决好，就首先厘清现阶段我国国民的权利状况。
1,生存权利。通俗地说，就是活着的权利。这是人的最基本权利，也可以说是人的动物权利。从动物层面来看，每个个体的人都可以把除自己以外的世界作为生存的条件。如果一个人处于饥饿状态，他就有权利采取任何办法获取实物，就像狗饿了，它就可以偷食邻居家的剩菜剩饭一样，是理所当然的天赋权利。在人的世界里，哪怕是被战败的俘虏都应该享有生存权利。生存权利主要包括两方面的权利：一是获取维持生命的食物、衣物、房屋等最基本的生活资料的权利；二是享有患病治疗的权利。
获取最基本的生活资料的权利应该说争议不大，目前存在的问题也不是特别严重。真正饿死、冻死的现象不能说没有，即或有也是个例，突出表现在城市流动人口中的部分流浪人员救助不到位所产生的饿死、冻死现象时有发生。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享有患病治疗的权利方面的问题解决得不好，因病未治死亡的现象不是说有，而且不少！产生问题的原因在于患者付费治病的医疗模式。这种模式本身就意味着“患者有钱就治病，无钱就该死”，根本原因是社会“重钱贱命”，政府“治病无方”所导致的。其实，人只有在“医无技术，无药可治”的情况下，因病死亡才是正常的，否则，有医有药，无钱死亡，人道沦落是人类社会的悲哀！如果全社会树立有病就该治的观念，实现有病就能治的目标，那么，人的生存权利也就真正得到了实现。
2，劳动权利。“弄猪儿”认为，对“劳动权利”的理解，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劳动本身就是人的一种权利。人之所以是人，就在于人是会制造和使用劳动工具的高等动物。人是在劳动中体现自身的社会价值。如果人有劳动能力而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劳动，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人的社会价值的丧失。二是劳动获取收入的权利。除了自然资源类财富，财富都是劳动创造出来的。劳动是人的脑力和体力的使用，是对人的能量消耗。这种消耗对人的肌体在不同的情况产生不同的作用：在劳动环境舒适，劳动时间适度，肌体自由度较高的情况下，劳动会促进人的肌体健康，在劳动中获得经验、知识、快感和满足；在劳动环境恶劣，劳动时间太长，肌体自由度较小的情况下，劳动会损害人的肌体健康，在劳动中产生疲倦、厌倦、恐惧和痛苦。劳动在前者情况下，收入不是主要动力，在后者情况下，收入是主要动力。在现阶段，获取收入还是劳动的主要动力，因此，劳动参与财富分配是一种权利。但是，并不是由劳动者把劳动成果全部分配完毕，而是要扣除为社会劳动的成果部分，才能由劳动者进行分配。
劳动分为自我劳动和社会劳动两部分。如何界定自我劳动和社会劳动呢？可以从社会和自然两个维度来分析和确认。从社会维度来看。现实生活着的人，是社会群体中的人，大一点来说，是人类社会中的一个人类分子；是一个国家的国民分子；是一个民族的民族分子；是一个企业的员工分子，小一点来说，是一个家庭的家庭分子，没有孤立于社会群体之外的纯自然的动物人。人的劳动是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和使用，而生产资料是稀缺的，不能实现人人均等占有和使用，也不能一个人脱离人类群体之外的地方孤立劳动。所以，人的劳动必然要为社会提供一部分，否则，要么他所在的群体不能生存或延续，要么他自己不能被他所在的群体所容纳。但是，劳动者如果只是出于为社会劳动，要么他是圣人，要么劳动是一种享受，否则，就没有人愿意劳动，正是劳动者在为社会劳动的同时，也为自我劳动，很多情况下，尤其在社会群体规模较大，劳动条件较差的情况下，劳动者更是为了自我劳动的同时，才不得不为社会劳动。从自然维度来看。劳动是人的脑力和体力的使用，要消耗人的肌体能量，但人又具有动物的生理特性，必然需要活动，就像猪狗一样，只要身体健康，身体就需要活动，也必然要活动，人的嘴是要要说话的、手是要摆动的、腿是要走路的，这些自然活动是肌体活力的外在表现。在活动中收获体念，在活动中收获知识，在活动中收获健康，在活动中享受快乐，在活动中体现生命的价值。否则，无所事事，人的精神就会萎靡、情感就会空虚、才智就会衰竭、肌体就会迟钝，甚或走向反面，惹是生非，胡作非为，生命丧失价值。如果人的劳动与人的自然活动合而为一，那么劳动就会成为人的生命存在的载体，劳动成果就成为人的活动副产品，而不是人的追求目标。当然，人的自然活动是人的生理机能的自然表现，是不受外界制约和影响的自由行为，是人的自觉自愿自主行为。也只有当劳动成为人的自觉自愿自主行为时，这种自觉自愿自主的劳动形成的劳动成果与自己物质欲望没有多少关联，成为社会劳动的来源。但现实社会，人的劳动往往并不是完全的自觉自愿自主行为，特别是劳动条件恶劣、劳动时间超长、劳动强度超大、肢体自由有限的情况下，或者迫于生计，或者迫于竞争，或者迫于纪律，在劳动中感到无赖、疲倦、厌倦、恐惧和痛苦，人们为什么还要劳动呢？这是因为劳动者劳动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劳动收入，这种被迫的劳动与劳动者的物质欲望直接关联，这部分劳动形成的成果最应该成为劳动者的个人劳动部分。
从人类发展的历史来看，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劳动环境逐步改善，劳动时间缩短，劳动强度下降，脏、苦、累、险的成分逐渐减少，相应地，在劳动中收获体念、收获知识、享受快乐、体现价值的成分逐渐增加。人的社会劳动占比也会逐渐上升，人的自我劳动占比也会逐渐下降。假如人的社会劳动占比达到百分之百，自我劳动占比为零，那就是共产主义社会了。
劳动权利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对劳动权利的认识及政策都有许多错误。一是人们没有认识到劳动本身就是一种权利，没有把就业放在经济工作的优先位置；二是实行劳动退休制度，让许多身强力壮的劳动者到了退休年龄强制退休，既浪费了大量的人力资源，又使得许多“老人们”—其实是壮年人无所事事，无所适从；三是退休工资制度。这一制度也是很不合理的一种制度，为什么呢？因为其一，它是一种固化经济利益的制度，有业者退休之后，仍然领取固定收入，而无业者老了却没有收入，在都没有劳动的情况下，一个有收入，一个没收入，不公平；其二，根据自然规律，老年人的消费能力逐渐下降，而工资却逐渐上涨，不合理；其三，大多数老年人的收入相当一部分成为遗产，子女不劳而获，并导致有业者与无业者的后代在起点上不公平；其四；随着老龄化的到来，退休费用不堪重负，社会矛盾日渐尖锐，到时候难以化解，目前欧洲就表现得特别明显。
3，发展权利。人除了自身的智能和体能在遗传方面的天然差异外，出生在不同的家庭、受到不同的教育、生长在不同的环境等社会环境差异是产生收入差异的重要原因。每个人都应有改变不利环境的权利，即享有发展的权利。而要实现发展的权利，从个体的人来讲，个人拥有的知识和技能是改变不利环境，实现发展权利的重要条件。为此，接受基本的知识教育、技能培训是每一个人的正当权利，并且是终生享有的权利。
发展权利在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对实现发展权利至关重要的教育存在很多问题。现在的义务教育只是包含了小学和初中阶段，还应该包括幼儿、高中、大学乃至研究生和博士生教育，当然，高中以上的学历教育不必普及，应该实行精英选拔，对选中者实行免费；对职业教育应该对全民实行免费，不受学历、性别、年龄、民族等条件的限制。发展权利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现实社会中机关、事业、国企单位的“萝卜”招聘现象，堵塞了社会下层向社会上层流动的通道。
4.资本权利。这里的资本概念比马克思所指的“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的资本概念，要宽泛，马克思所指的资本是资本家占有的生产资料这类的物的概念。这里的资本包括人力资本和物力资本。人力资本是指能够凭借管理和技能参与企业分红的人力资源，如企业高管享有的期权，因具有资本的性质，所以应该叫做人力资本。物力资本是指牟利的实物财产。如用于出租的私有房屋、固定资产；获取银行利息的存款；各种债券、股票等。从所有者的性质划分公有资本和私有资本。公有资本在我国，根据《宪法》，城市土地、矿藏等自然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国有保险公司等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国家所有的自然资源、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国有保险公司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理应是全国人民谋取利益的资本，农村土地理应是全体村民谋取利益的资本。私有资本包括人力资本和私有物力资本。私有资本资本权利主要表现在民企经营所得的利润，理应归民企老板所得。
资本之所以能够参与分配财富，谁拥有资本谁就享有资本权利，这是由于资本在现阶段不是空气之类的无主财产，被不同的主人所拥有，别人不能无偿使用和享用，有产者与无产者只有通过利益交换——无产者承受剥削享用资本使用权，有产者不劳而获让出资本使用权，社会经济活动才能顺利进行，虽不公正但又必要，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资本权利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不同资本所得税负不公平，国企和民企在税负方面也许都没有实税实缴，但民企偷漏税收更普遍、更严重，这一点众所周知，但“弄猪儿”并不认为需要加强税收征管，相反，应该实行大力减税，甚至取消税收！对于税收问题这里不论，因为本文主要谈的是分配问题，今后“弄猪儿”将有专文探讨。二是不同资本在资源要素的配置上权利不公平，以前公有资本一般比民有资本占有优势地位，许多公有资本能够进入的领域民有资本不能进入，现在是民有资本能够进入，公有资本反而不能进入，说什么凡是竞争性领域国企应该一律退出，这里对公有资本和民有资本在资源上应该如何配置，也不探讨，因为与本文的主题相关但不直接，但有一点必须明白，为什么公有资本不能进入竞争性领域？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到底有多少领域不是竞争性领域？公有资本与民有资本进入某个领域的依据到底应该是什么？这些问题很值得思考，“弄猪儿”今后也将专文探讨。三是国有资本收益没有落实到全国人民头上，前面已有论述。四是民企资本与雇工在权利方面比较，资本权利太强，而雇员的劳动权利太弱。
前面四项权利是国民获取收入的权利基础。
5，国家权利。在这里，国家权利与政府权利是同一概念，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国家权利与政府权利不是同一概念。国家从产生哪一天起，就凭借国家对国民的统治权参与财富分配。事实上，国民参与分配所得的财富是扣除了国家税收后的财富。国家税收是维持国家正常运转的前提条件，也是国民安居乐业的必要成本。国家权利的大小由国家对国民的统治权力大小决定，合理与否在于国家权利获取的收入与维持国家正常运转的成本是否平衡。一般情况是，所谓民主国家对国民的统治权力较小，国家权利也较小，获取的收入往往难以维持国家正常运转成本，发生财政赤字甚至是巨额赤字是普遍现象，财政平衡是偶然现象；所谓集权国家对国民的统治权力较大，国家权利也较大，获取的收入往往能维持国家正常运转，发生财政赤字特别是巨额赤字不是普遍现象，财政平衡是普遍现象。
具体来说，国家权利是指国家维持国民生产生活正常进行的社会环境秩序和自然环境秩序所必需的物质条件，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权利：获得保障国家安全的武装力量所需要的物质条件的权利；获得维持社会政治经济秩序的行政及司法所需要的物质条件的权利；获得保护和提供国民生存良好的自然环境所需要的物质条件的权利（重大的公共工程可以视为改良国民生存的自然环境）；获得协调社会各成员、各阶层、各团体、各地区、各部门、各民族之间的利益矛盾，保障各成员、各阶层、各团体、各地区、各部门、各民族之间的利益大体平衡所需要的物质条件的权利；获得处置自然灾害所需要的物质条件的权利等。
国家权利在我国存在的主要问题是：①国家权利在内部分配不合理，突出表现在政府机构自身消费——三公消费太大，另外就是一些地方政府办公大楼奢靡豪华，铺张浪费严重，引起公众普遍不满。②生态环境建设历史欠账太多。③贫富差距太大，而政府协调能力不足，尤其是地方政府协调贫富差距的能力严重不足。
上述各项权利在社会总财富的权重由其权利的享有者——即权利主体所拥有的力量博弈所决定，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经济制度、国民意识形态、权利主体组织化程度等方面的制约。
（二）权利叠加分配是指国民个人在社会总财富中分配所得收入等于各项权利所得收入之和，即国民个人收入=生存权利收入+劳动权利收入+发展权利收入+资本权利收入。整个国家的财富总额=国民个人收入之和+国家权利收入。从一定意义上讲，权利叠加分配理论可以叫做权利分配理论，或者叫做按权分配理论。
财富按权利分配落实到人的时候，具体又有“权利到人，分配到手”和“国民需要，社会保障”两种实现方式。
“权利到人，分配到手”。也就是“谁享有，就给谁”的分配方式。一般地说，生存权利的生活费用、劳动权利的工资报酬、资本权利的各种收益的实现方式都应该采取这种办法。假设张三有老婆和一个18岁的儿子，一家三口。三人的生存权利收入每年都是3000元；张三在外打工，年收入20000元；老婆在家务农，年收入10000元；国有资本年分红每人1500元，村集体年分红为0，没有其他资本权利收入。那么张三一家“权利到人、分配到手”的年收入为：生存权利收入为9000元，劳动权利收入为30000元，资本权利收入为4500元，合计为43500元。“国民需要，社会保障”。也就是“谁需要，保障谁”的分配方式。一般地说，生存权利的医疗需要，发展权利的教育需要的实现方式都应该采取这种办法，从一定意义上讲，属于按需分配。假设张三的儿子在校读高中，国家全额承担了他的教育费用为15000元，因为上体育课不慎摔伤，国家全额承担了治疗费用5000元，那么，张三的儿子实际得到了按需分配的生存权利和发展权利收入20000元。也许很多人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乌托邦”，到底行不行呢？如果只是停留在理论思辨上面，很难回答。那我们用事实来回答吧：大家知道，世界上有一个社会主义的穷古巴，经济发展的水平远不及中国，但是古巴的教育和医疗的保障水平则基本上实现了“乌托邦”。古巴的成人识字率达到99。8%，中国为91%，小学、中学、大学的入学率达到88%，中国为69%，人均寿命超过了77岁，比中国长4岁左右，每万人拥有医生59人，相当于中国的5—6倍。我们为什么又不行呢？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经济发展的目标没有真正落实到以人为本上来，实际上是以GDP挂帅的物本发展目标。
按照权利叠加理论，张三一家三口年实际收入为63500元。
如果权利叠加分配理论得到落实，那么在中国就会实现虽有富裕与贫穷之别，但消除了贫困现象，收入差距公平合理，彰显放分配的科学性。“叫声”八：解决分配问题第五招：逐渐废止现行低保、医保、社保、最低工资政策以及个人收入调节税等不科学、不合理的分配办法，建立完善的权利叠加财富分配体系。
生存权利方面，由于全国各地经济水平发展差距很大，生存费用高低不一，可以先以县级为单位确定标准，逐步过渡到全国统一标准。
加大投入力度，尽快实现全民基本医疗免费目标。
加大城市流动人口生活无着保障力度，防止饿死、冻死现象发生。
劳动权利方面，应该实行“严禁童工，成人自愿”的就业政策，除公务员外，取消退休年龄限制，实行劳动志愿，劳动有酬，多劳多得，不劳不得，废止个人收入调节税，停止最低工资政策。
逐步废止社会养老保险办法，对于已经领取退休工资的人员待遇保持不变，退休工资视为劳动权利所得。已参加原社会统筹保险而未到退休年龄的人员可以继续按原办法执行，但标准不再提高。
对于民企雇工的劳动权利弱势问题，应当强化劳动者的组织化程度，实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提高劳动者的工资谈判能力。
发展权利方面，政府加大投入，实现终生免费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应尽快实现免费教育目标。
建立健全*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招录监督办法，防止发生“萝卜招聘”现象，让社会弱势群体有公平进入这些高收入职业的机会。
资本权利方面，关键是把公有资本权属界定清楚，建立经营收益全民均享机制。
对城市土地收益建立中央与地方共享机制。
强化人力资本收益监管，防止企业高管短期行为。
鼓励居民储蓄，取消利息税。
国家权利方面，合理确定国家权利的需求成本，降低三公消费。
加大生态环境投入，治理废水、废气、废物，绿化山川河流，防止石化、沙化，建设美丽中国。
完善中央与地方事权、财权匹配关系，增强地方政府平衡利益矛盾的责任与能力。
当然，实施权利叠加分配，政府首先应当建立健全人口出生登记、死亡户口注销等基础信息管理工作，建立一人一证(身份证)一卡（收入卡）制度，从出生之日起终生不变，全国联使用。
同时，建立健全居民收入调查办法，保持*政机关、事业单位、国企与民企就业收入的差距适度。“叫声”九：解决分配问题第六招：解决分配问题引起的问题。
收入分配矛盾的数学描述是基尼系数，其实基尼系数的实际意义不大，因为人得到的收入在现代社会主要是货币——钞票，钞票饥不能果腹，寒不能御衣。但钞票具有饥了可以果腹、寒了可以御衣的物质购买力。因此，分析收入分配矛盾关键不在于在于谁得到多少钞票，而在于得到钞票后的购买力如何实现。假如富豪们都像比尔盖茨、陈光标那样把钞票的购买力实现在社会最需要的地方，基尼系数大一点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问题。相反，即使每人得到同等数量的钞票，一人把剩余钞票用于购买*品，一人因病却买不起药，这样公平分配的实际意义又有多大呢?在现实社会，真正因为分配矛盾引起的问题主要在于一方面富人乱花钱，一方面穷人无钱花。导致社会矛盾丛生。诸如下面这些现象：
富而无德，穷则堕落。现在，不论城市，还是乡村，有的富人三妻四妾，狂嫖豪赌；有的穷人男盗女娼，坑蒙拐骗；甚至有女大学生甘做“小三”，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富而不仁，穷则无义。在重庆，曾发生一起刑事案件：有一个千万富翁，他的打工仔因为回家看望父母，向他借50元路费而不得，打工仔愤而用刀将其杀死。富而饕餮，穷则无食。有的富人一餐吃掉农民一年的收入，什么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珍禽异兽，名酒洋酒，吃少剩多；相反，一些穷人的孩子饿着肚皮上课，瘦骨嶙峋，营养不良。富而嚣张，穷则铤险。有的富人，用钱开路，上买官员，下雇打手，横行霸道，目无法纪；也有穷人，“穷途末路”，绑架勒索，抢劫银行，穷凶极恶，胆大妄为。
富而传宗，穷则接代。有的富人富可敌国，有的穷人一贫如洗，存在“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社会分层的固化趋势。
这些现象之所以愈演愈烈，从社会导向上看，“一切向钱看”成了许多人的的价值观，金钱至上，唯钱是瞻，一边富得烧钱炫富，一边“穷”得只有钱了。从政府层面上看，是没有好的措施加以应对，让钱流向它应该去的地方。要解决好这些问题，“弄猪儿”认为有四个办法可以采用：1，对富人应与官员、名人一样，把他们的行为阳光化，接受大众舆论监督。2，在全社会树立“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观念。首先，要让全社会明白为什么浪费可耻的道理，即使你用自己的钱买的，不是合理消费而是挥霍浪费，产生了两个不良后果：一是加剧资源稀缺程度，将人为抬高市场物价，影响穷人合理消费权益；二是浪费减少了市场供给量，让后来者失去了消费的机会。浪费是一种损人不利己的可耻行为。其次，制定《反浪费法》：在生产环节，禁止过度包装；禁止伪劣产品；禁止乱拆乱建；在经营环节，禁止不合理的促销措施，如吃得越多，优惠越多之类的怪象；在消费环节，禁止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以及居民个人摆阔炫富挥霍浪费的不良行为。3，加大执法力度，严惩官员腐败，尤其严打官商勾结行为，在国民中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破除“钱能通神”的狂妄意识。4，是征收实物财产保有税和奢侈品特别消费税，比如，房产税，并且年年征收，这样让实物财产能够流动起来，减少囤积投机行为。鼓励富人把货币用于投资或储蓄，因为富人不论把钱存在银行获取利息，让银行放贷出去，或者自己直接投资办企业，都是为社会提供就业机会，创造社会财富，理应得到鼓励。如果货币只是满足人的合理消费，即使代代相传也没有什么不对，因为这是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天然权利。更何况，没有几个家长会让子女只吃好、穿好、玩好，不干好，成为一个纯粹的寄生虫。关键在于限制富人胡乱花钱，炫富摆阔，营造科学文明的消费观和财富观。“叫声”十：新说和尚挑水的故事
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对其产生的原因认识不一，差距合理与否认识也不一致。“弄猪儿”认为，这与我们的分配理论本身缺乏科学性有关，就拿分配原则的表述来说就不严谨。先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后是“坚持效率优先，更加注重公平”，再就是“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次分配注重公平”。这类的逻辑前提就是“效率与公平”是矛盾的，要效率就得牺牲公平，要公平就得牺牲效率。
如果按照目前人们对效率与公平的理解，效率问题是指生产环节的问题，公平问题是指分配环节的问题。把两个环节的问题连接起来表述一个环节的问题看似全面周延，实则言不及义。
其实，就拿生产环节来说，本身就存在公平与效率的问题，现实中存在四种状况：1，没效率，没公平；2，有效率，没公平；3，没效率，有公平；4，有效率，有公平。
“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的故事就蕴含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这则故事缊含了这样一个道理：除非是“一个和尚”，人们都有追求公平的愿望，不愿别人搭便车，“不患寡，而患不均”，和尚越多，公平问题就越突出。这里的公平主要是指公平生产。而公平生产的前提是和尚们能够公平地占有生产资料，如果每个和尚都有一担水桶，吃水当然不是问题，然而现实是三个和尚只有一担水桶，由谁挑，怎么挑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据说，谁都想别人挑水自己捡便宜，结果大家都不挑水也就都没便宜可捡，三个和尚饿得头昏眼花，实在撑不下去了，甲和尚说：“总不能活活等死吧，我们抓阄，谁抓着谁挑”。乙、丙赞同。可才过了三天，甲又不干了，因为甲连续三天都抓着挑水的活儿。甲说，天天抓阄，既浪费时间，又不公平。我们不如选个长老，由长老根据实际情况安排挑水事宜，因为甲和尚资格最老，自然甲和尚坐上了长老大位。挑水的问题似乎解决了，然而，也没过几天，乙、丙又有意见了，因为甲和尚从此不再挑水。乙、丙气愤地说：“你这个‘长老’，只喝水不挑水，太不公平了！”甲和尚这个“长老”想了想，说道：“从今天起，我和乙和尚用一只桶抬水，丙和尚提半桶水，大家最公平！”如此“妙招”，也不过一天，问题就暴露出来，虽然是三个和尚都劳动了，公平了，但水却少了半桶，喝不饱。于是，三个和尚开会研究出了一个今天甲挑、明天乙挑、后天丙挑，今后照此顺序轮流挑水的新办法。吃水问题算是找到了既有效率又有公平的挑水好办法。
分配环节同样存在公平与效率的问题，现实中同样存在四种状况：1,没效率，没公平；2，有效率，没公平；3，没效率，有公平；4，有效率，有公平。
话说三个和尚在如何分水的问题上，也经过了多次的摸索才找到了既有效率又有公平的好办法。最先，也是抓阄，谁抓着谁分，结果是天天抓阄，并且谁分谁多喝，既没效率，又不公平；接着，三个和尚自己拿碗抢着喝，乙和尚动作快，喝得最多，甲和尚和丙和尚又有意见了，这个办法虽有效率，却不公平；后来，改为用一个碗，按甲、乙、丙的顺序一碗一碗的喝，整个喝水的时间太长，虽有公平，却没效率；最后，又改变了分水办法，用秤均分三份，各喝一份，三个和尚终于找到了既有效率又有公平的分水好办法。
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应该是：在公平基础上的效率才是有社会和谐的效率，在效率基础上的公平才是有物质保障的公平，公平与效率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完全可以相得益彰。
如果交换视为生产的延续，消费视为分配的延续，社会经济就可以简化为生产和分配两个环节，那么，整个经济在公平与效率的表现就有2
2
2
2=16种状况：生产：无效率、无公平；分配：无效率、无公平。这是最差的状况。生产：有效率、无公平；分配：无效率、无公平。生产：无效率、有公平；分配：无效率、无公平。生产：无效率、无公平；分配：有效率、无公平。生产：无效率、无公平；分配：无效率、有公平。生产：有效率、有公平；分配：无效率、无公平。生产：无效率、有公平；分配：有效率、无公平。生产：无效率、无公平；分配：有效率、有公平。生产：有效率、无公平；分配：有效率、无公平。生产：无效率、有公平；分配：无效率、有公平。生产：无效率、有公平；分配：有效率、无公平。生产：有效率、有公平；分配：有效率、无公平。生产：无效率、有公平；分配：有效率、有公平。生产：有效率、无公平；分配：有效率、有公平。生产：有效率、有公平；分配：无效率、有公平。生产：有效率、有公平；分配：有效率、有公平。这是最好的状况。
其实，社会经济各环节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公平和效率的问题在实际经济生活中情况非常复杂，切不可作形而上学的理解，还是用三个和尚的故事来印证吧。三个和尚轮流挑水运行一段时间后，有一天，轮到甲和尚挑水时却病了，乙、丙既要照顾甲，又要挑水，怎么办呢？乙提出和丙轮流照顾，轮流挑水。这好像非常公平合理，然而没过几天，新的问题又产生了，因为乙力气大，挑水非常轻松，喝水也需要多一点，然而喝水与甲、丙一样多，并且他是一个马大哈，照顾病人丢三落四。丙善于照顾病人，挑水却有些吃力。甲乙丙都不满意。三个和尚于是又凑到一起讨论，甲说：“我病了，喝不了多少水，丙挑水吃力，但善于照顾我；乙力气大，挑水轻松，喝水也要多些。那就让乙挑水，多喝一点，我少喝一点，由丙照顾我吧”。乙丙皆诺。这个故事说明效率与公平是与具体情况相联系的，没有抽象的公平与效率。如果从整个社会经济的公平与效率的角度来看，最理想的状态应该是“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在公平的基础上追求效率，在效率的基础上追求公平，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弄猪儿”最后的“叫声”：乍暖还寒的季节，深夜寒风习习，我租住的破屋难以避寒，周身冷得开始发抖，叫了这么久，也累了，该把灯灭了，踡缩到猪窝里去……2013年2月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