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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hjnbcbe - 2020/6/4 18:04:00
北京白癜风那里好

徽州多山,地狭人稠,当地有句古谚: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

鲍志道就是这样一个无福之人。年,他出生在歙县,父亲做小生意,家境贫寒。11岁时他被丢去了江西鄱阳的一家小商铺里当学徒。勤快的他一有空就往柜台跑,学着掌柜的算账,不多久就学会了。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他崭露头角,当上了柜台伙计。慢慢的,他开始领会为商之道,终于在20岁那年,他决定离开鄱阳去扬州闯荡。

鲍志道去扬州可不是为了“二十四桥明月夜”,那只是酸秀才们的黄粱大梦,对商人而言,扬州的魅力在于它的遍地黄金。这要从“盐”说起。

盐和粮食一样,都是刚需,但又很不一样,盐不能自己种,必须从产地买。这一买一卖间就有钱可赚了。自古以来,盐都是国家垄断销售,帝王可不会让这肥水流去他人田,除非......

明初,北方戍边将士粮食不够,靠官方运输实在供应乏力,于是朱元璋准了一道奏折,同意用“盐引”来吸引商人帮忙运输军粮,历史上称之为“开中法”。“盐引”相当于买盐许可证,商人按要求把粮食运至北方戍边地区后就可以换取一定数量的“盐引”,这样就可以从事盐的买卖了。乍一看去,这政策让商人赚了钱,也让国家戍边将士的粮食供应有了保障,真是两全其美。可惜,最终却是事与愿违。

照理说,盐有官价,官家也不是傻子,根据运粮成本和售盐利润而核定的“盐引”交换比例一定是合理的,可为啥就被人钻了空子、成了一个败笔了呢?“开中法”一出,朝中要员先捞起了油水,皇室家族更是不检点。先用陈米充军粮,渐渐地竟连粮也不运了,直接倒卖起了“盐引”。盐商也浑水摸鱼,在官盐之外夹带私盐,以百而千,以千而万。就这样,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

先富起来的人并不管国家的死活,国家却不得不为了戍边将士的军粮供应不断增发“盐引”。到最后,很多商人空有“盐引”而无盐可买,只能在盐场等着。成化末年,仅两淮盐场就有五百余万“盐引”无法支取,甚至有人等了数十年,这大大打击了商人的积极性。做盐生意的商人少了,边境粮食也遇到了危机。

弘治年间,明政府决定改“开中制”为“折色法”,商人们不再需要帮忙运粮,而是以白银解至太仓,每引盐交银三四钱不等。新法施行后,太仓银剧增至百万。但同时边境粮食也回归官方运输。官方的效率可想而知,最终导致军队粮食储备大减,明朝也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亡了国。

清政府在盐业的管理上沿用了“盐引”旧制,但在管理盐务时并不直接面对中小盐商,而是物色了几个大承包商,即“总商”。“总商”是一级承包人,下面依附有很多“散商”。官府对所有盐商进行在册登记,未被登记的不可以从事盐业买卖,被登记的则可以世袭。总商只需缴纳一定税费,即可从官方盐政部门领取核定数量的“纲盐执照”,然后自行分配给“散商”。

《江苏省通志稿度支志》第七卷《盐法引目》记载:两淮行盐以引。清初设引部于扬州,以便领运。淮盐行销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河南六省,引地最广,赋课甲于全国。

为盐引派发中心,扬州顺理成章地成了盐商们的聚集地。大清的盐商比明朝的盐商好不了多少,一样的投机倒把。雍正元年,湖南湖北的盐价飞涨,一包要一钱五分,而几年前只需一钱。二三年间涨了百分之五十,百姓怨声载道。当时的湖广总督杨宗仁看不下去了,下令:盐价只能卖一钱银子一包。按今天的说法,这就是用行政命令干预了市场价格,盐商们自然不愿意,于是一边囤着盐不卖,一边去找盐政部门斡旋。

杨宗仁要盐商降价自有他的道理,他在奏折里给雍正皇帝算了一笔帐:每引计盐二百斤为一袋,外加耗盐五斤。每一引盐斤,在出售时会被分成八斤四两的小包。两淮产盐各场商人收盐每斤平价二厘,贱则厘半,至贵不出三厘。盐税按“引”征收,每引盐需缴纳正课(税)一两二钱。杨宗仁算了一下,“过关报料并包索各项杂费,完课加增火耗,一切诸务厘毫丝忍,每盐一包,共需本银七分四厘有零”。鉴于此他认为:“今照一钱定价,每包仍可赚利二分五厘有零。总计湖广每年的盐引定额是七十余万,所以盐商已获六十余万两有零”。

事实上,盐商的获利远不止这些!跟明朝一样,盐商在官盐之外会夹带私盐。杨宗仁发现:一引盐斤,“今一引过所称掣加至四百有余”。盐商夹带的私盐竟是官盐数量的一倍。私盐无需交纳正课(税),七十万引官盐所夹带的私盐漏课(税)与余利又可得一百六七十万两。这么算来,“该商行盐一年将近二百三十余万自然之利”。

一年赚多万两,杨宗仁的奏折字字惊心,雍正皇帝刚想准奏,却看到了两淮盐漕都察院右佥都察御史臣谢赐履的奏折。谢赐履就是盐政部门的,他受盐商之托来怼杨宗仁。他先指出杨宗仁说的那个一引盐斤是旧例,顺治和康熙年间都加添了盐斤,加添后“共计二百九十四斤数目”,所以“原与律载不同,并非夹带一引有余无课之盐”。并且,他驳斥杨宗仁的私盐买卖论:“查湖额销纲盐七十七万四千一百三十七引,户部发有官引,盐不离引,引盐到地头销售,盐道截角缴销。若无引私盐,盐道岂肯听其发卖焉。”谢赐履上奏说清朝盐的运输买卖控制很严,每到一处盐道要截角缴销盐引,无引之盐根本不可能流通买卖,怎么可能夹带私盐获利。言下之意如果有私盐买卖岂不是盐道出了问题。

这真是一个清朝版的“皇帝的新装”。雍正皇帝哪里不晓得盐道的猫腻,私自买卖的当然是无引之盐,重利之下一定有人在浑水摸鱼,但他似乎不愿意肃清此事,因为一来这种猫腻查到最后一定是身边的重臣或是皇族在干坏事,到时怎样收场?二来彻查盐道会让盐商惶恐,会在一定程度上减缓盐业的发展,这将影响国家的税收。

谢赐履摸准了皇帝心思,所以在奏折中避而不谈盐商的狡诈,只说盐商都不愿做生意了,这样一来盐税就收不齐了,“臣因各商以盐价亏本,纷纷告退,臣不得已婉曲咨商”、“盐斤不比别项可以补销,盖少卖一日之盐即缺一日之课,非今日不食盐,明日可以补”。他的奏折看着句句在理,让雍正不得不三思。

雍正皇帝最终帮了盐商,指责杨宗仁“意气自用,偏执己见”,并指出“湖广盐价涌贵,皆因减价太过之所致,在尔意愿欲为民而不知恤商,今众商裹足不前,是为民而民转受其困矣”。接到皇帝的指责上谕之后,杨宗仁当然不敢再硬气,随即上奏称自己“从前偏咎,仍任僻见,糊涂无知,孟浪妄渎天听,实系微臣病昏所致”。杨宗仁真是“偏咎病昏”吗?当然不是。雍正的一念之差,让大清盐商的财富积累如*瘤般越来越大。

扬州的瘦西湖畔有一座白塔,样子有些古怪,不同于常见的江南地区的塔形。《清朝野史大观》卷十一记载:“乾隆间,帝南巡至扬州。其时扬州盐商纲总为江姓,一切供应皆由江承办。一日,帝幸大虹园,至一处,顾左右曰:‘此处颇似南海琼岛春阴,惜无喇嘛塔耳。’纲总闻之,亟以万金贿帝左右,请图塔状,盖南人未曾见也。既得图,乃鸠工庀材,一夜而成。次日,帝又幸园,见塔魏然,大异之,以为伪也。即之,果砖石成者。询知其故,叹曰:‘盐商之财力伟哉!’”。这就是“一夜造成之塔”的典故,那个江姓的纲总就是当时两淮盐运总商江春(-)。江春风雅的紧,不仅在扬州造了各式园林供皇上消遣,更是培植了一代徽班。

江春到底有多富?可以从他的捐款中略窥一二。年捐款万两银子作为小金川平乱的经费,年捐款万两银子修黄河,年捐款万两银子救济水灾难民,同年还捐款万两银子作为平定台湾林爽文乱子的费用。

乾隆年间的百万两银子是什么概念呢?我们可以看看普通百姓的年薪。一个种菜园的长工,一年收入不到5两。如果是技术工种,如织工、柜台伙计等,大约10两。

再来看官员们的年薪。据清乾隆《大清会典则例》卷五十一《户部·俸饷》记载,亲王岁俸银一万两。排在亲王之后的郡王岁俸银五千两,贝勒岁俸银两,贝子岁俸银两。文武官员每年俸银:一品两,二品两,三品两,四品两,五品80两,六品60两,七品45两,八品40两,正九品33.1两,从九品31.5两。当然,京官还有和爵位品级相对应的俸米补贴。

乾隆时期的大米约2两一石,就算四品大员,俸银加俸米也不过两的年薪。如果拿现在的公务员核定工资作比,当年的百万家产可是要几十亿的身价了。

据《清朝野史大观》记载:“乾嘉间,扬州盐商豪侈甲天下,百万以下者,谓之小商”。按杨宗仁的算法,每年多万两的净利,百万家产的确只能算“小商”。当然,盛世之中多富豪,几十亿身价被称作“小商”,于今看来也不是不能理解。

乾隆皇帝在位六十年,分别在乾隆十六年()、乾隆二十二年()、乾隆二十六年()、乾隆三十年()、乾隆四十五年()、乾隆四十九年()六次南巡,都由顶级富豪江春接待。他“以布衣交天子”,乾隆皇帝甚至在两淮盐运使离京拜见时告诫他们“江广达(即江春)人老成,可与咨商”。

江春是哪里人呢?徽州府歙县江村人!能想象吗?歙县,这个穷苦的徽州小城竟是当年扬州城内许多超级大富豪的故乡!难怪年轻的鲍志道要去扬州投靠老乡。民国《歙县志》中记载:两淮八总商,邑人恒占其四,各姓代兴,如江村之江,丰溪、澄塘之吴,潭渡之黄,岑山之程,稠墅、潜口之汪,傅溪之徐,郑村之郑,唐模之许,雄村之曹,上丰之宋,棠樾之鲍,蓝田之叶,皆是也。棠樾之鲍即鲍志道家,可见他投靠老乡发了大财。

年,就在江春接驾三次如日中天的时候,初到扬州的鲍志道被歙县老乡——大盐商吴尊德相中做了“总经理”。他精明强干,没几年就让吴姓盐商大富,自己也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开始独立做起了盐生意。凭借多年积累下的人脉,加上公允的处事,急公好义的人品,鲍志道在业界的名声越来越响,生意也越做越大。乾隆五十年(年),42岁的鲍志道被推举为扬州八大总商之一。下图中间那位即为当年的鲍志道。

与江春好奢靡讲排场不同,鲍志道对此深恶痛绝。他倡导程朱理学,厉行勤俭之风。虽然家财万贯,其家人仍亲自操持家务,也不请戏班子唱戏。鲍志道喜欢的,是在老家置地建祠立牌坊。年,在扬州吸金2年的鲍志道就回歙县立了“宣忠户”,置田53.亩。据《棠樾鲍家宣忠堂支谱》卷二记载,从乾隆三十年至道光年间,鲍志道家族先后购买田1多亩。

棠樾的七连座牌坊群,以程朱理学的“忠、孝、节、义”为主题,正是鲍家的杰作。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时候,也曾大大褒奖过鲍氏家族,称其为“慈孝天下无双里,衮绣江南第一乡”。据传,那座“乐善好施”的义字牌坊可是得来不易。鲍志道死后,他的大儿子鲍淑芳继承了他的职务,担任两淮总商。鲍氏家族当时已有了“忠”、“孝”、“节”牌坊,独缺“义”字坊。鲍淑芳为了光宗耀祖,帮着赈灾筹粮、修筑河堤、还筹集军饷,嘉庆帝终于被感动,下旨为鲍家建了“乐善好施坊”。

不过盐商的好日子并不长久。道光十年(年)八月,53岁的湖南人陶澍升任两江总督,他上奏折给道光皇帝,直指盐商暴利:“每盐一斤,不及十文,而转销各处,竟到数十倍之价”,一些盐商为牟厚利又掺入杂物,以次充好,以至于一般百姓为购盐倾尽血汗钱,“贫困之家更数月不知盐味”。陶澍提出,“必须革去奸商,另招殷实,而殷实之商,又必须明定章程,删除浮费,使不受总商摊派之累”。

陶澍的奏折其实与杨宗仁的无异,但历经百年,盐引制度的弊端已昭然天下,道光皇帝最终作出了不同于雍正皇帝的决定,他准奏了。道光十一年(),两江总督陶澍奏准仿照明制,在淮北废引行票。民贩无论大小,只要交了盐税就可以领取盐票,从事合法的盐业生意,这样就废除了之前的登记世袭制度。

扬州盐商手里的世袭权变成了废纸一张,盐业的财富开始分散到民众手里,培养出了一批盐业界的“中产阶级”。按理说这制度更加公平公正,也更符合市场化要求,但奇怪的是,三十年多后,盐业又走回了老路。

同治三年(),两江总督曾国藩因当时江淮户口萧条,富商绝少,为招徕盐商,令各票商按一票捐银四百两。凡捐银者称为旧商,从此每年准其循环转运,新商不准加入。这制度一出,盐业就恢复到了以前的世袭制度,无非是凭票而不再登记了。

曾国藩为何要这样做,缺钱!当时清廷财政捉襟见肘,户部令统兵大臣自行筹措军费。曾国藩的军队人数众多,军饷就很成问题。兵荒马乱之时,只有盐是刚需,还挤的出油水。但要想轻松地随时筹饷,必须培植一些巨头,分散的盐业界“中产阶级”只会添乱。巨头能更好地自我管控,吸纳更多的游资,也比“中产阶级”更听话、更好控制。

就这样,旧商有票,成为专利,无票者无从运盐,只好向旧商买票。票价昂贵,至光绪初,淮票一张,价值万余两,暂租亦一千余两。至清亡而始终未改。可惜在这一轮新的竞争中,徽州盐商经不起折腾,直落得“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

如*瘤般的财富积累到底好不好,历史早就给出了答案,不同选择不同因果。试想,如果没有大清盐商畸形的财富积累,“中产阶级”会更强大些吗?扬州园林、徽州牌坊、徽班进京,这些我们津津乐道的文化遗产还会出现吗?历史没有如果,徽商的辉煌随着十里洋场的开埠被埋入了尘封的故纸堆,而行走在斑驳老巷里的我们,又会如何选择未来呢?

临江仙

婆娑荫里青砖暗,重门深锁春秋。

忆当年竞与王游。玉箫声里,闲世醉悠悠。

怎料九州烽火起,一朝恩宠难留。

坟茔乱草矗牌楼。恨君薄幸,痴梦叹休休。

有言书中如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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